（1）.从个人生活来看：
由于种种原因，纵观鲁迅的一生，在他的社交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化人圈子里，与他心心相印的朋友说不出几个。所谓五四时期的“同人”，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及后来的创造社诸君郭沫若等，与鲁迅均没有什么深交。他一生崇尚独往独来，虽然在理智上他曾说，他要“听将令”，但在社交中，他是孤独的。他有很多追随者，多为青年人，他们追随他，是因为景仰他；鲁迅帮助他们并与之交往，主要是出于对后辈的奖掖。
他交往较深，被他视为知己的人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人内山完造；一个是瞿秋白。可惜，鲁迅与瞿秋白不仅结识得晚，且结识两年后，瞿秋白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交友不广，一方面说明鲁迅很孤独，缺少交流很寂寞，另一方面说明他个性太突出。有突出的个性，正是“巨人”的品质之一。
同时，鲁迅的家庭生活也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既加重了他的孤寂，又构成了孤寂的内容。少年时代家道衰落，饱尝了人间的冷暖。1906年26岁时，又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以后几十年一直受到这桩无爱的婚姻的折磨。之后（1927年到上海后）与许广平同居。此时，鲁迅仍是孤独的。从《两地书》来看，我们难以找到抚慰鲁迅情感的内容，更多的是老师与学生在漫谈社会、人生、人际等等。西方人说，书信是最温柔的艺术，更何况是“情书”！在情书中都难找到“温柔”，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2）从情感世界看：
鲁迅的情感丰富而鲜明：爱如阳光温暖人心；憎如冬寒砭人灵魂。但又爱憎分明。敏感而忧郁：对一切关己不关己的人和事都会引发一种感情倾向；对社会、自身常怀忧郁之情。
鲁迅的情感世界由两部分组成：A.民族、大众情感。对民族，鲁迅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对大众，他“哀其不幸”（同情），又“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B.个人情感。他渴望爱，重情，正如他所说的“无情未必真豪杰”。
鲁迅有这样崇高的情感：“爱国”，“忧国忧民”，可是没人理解他，鲁迅对民众如此倾注同情，盼他们觉醒，不仅民众“不察”，连文化同人也“不察”。创造社同仁说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郭沫若语）；太阳社的阿英说他将民众写得如此落后，看不到光明，是落伍者，冷眼旁观者，等等。他渴望爱，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婚姻），却使他不知道爱情为何物，所以，他又是孤寂的。许广平曾回忆，鲁迅有时喝很多的酒，到阳台上躺着。这也是心中痛苦、寂寞的一种表现与排遣
（3）从思想境界看：
鲁迅的思想，犀利、睿智、深邃、明达。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人的认识既独特又深刻。他对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政治、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给予了全面的反省，既首肯了中国历史的伟绩，更发现了它的弊端，如礼教“吃人”，制度的专制等。他对中国现实中各种革命的性质及问题，洞若观火。他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是无人能比的（没有唤醒民众），对革命文学的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仍是深刻的。至于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发掘、批判的深度，至今也是让人惊叹的。总之，他当时的思想境界，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的同仁中是最高的。这无疑直接显示了他巨人的风范。
但是，事物的辩证法恰恰就在这里：曲高则和寡。由于他的思想境界太高了，他同时代人都难以达到，所以引不起共鸣。他与中国的许多文化名流进行过“论争”。他论争的目的很清楚：探索真理，也检验自己对历史、现实、人的看法是否正确，他希望在“论争”中进一步完善自己。可是，他失望了。每一次论争，从五四时期与封建复古派的论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到左联前期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直至晚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没有一个人真正以理论的力量说服过他，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似乎“胜利”了，但这是苦涩的胜利。所以他更感到孤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