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与《琼斯皇》的联系是复杂的、内在的，不是具体的艺术技巧，而是从中显示出的剧作家人生观、艺术观的相同或相似。奥尼尔出生于流浪艺人家庭，历经坎坷，多灾多病，他认定宇宙间弥漫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把人当作玩偶，要挫败人的意志和追求，认为人无论怎样挣扎，最终必然是失败或死亡。琼斯即是人、人类的象征，他是一个被奴役的黑人，受尽了苦难，突然间，命运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不久，他丢掉了王位，再一次沦为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在黑森林中跑了一夜，不过是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等待他的，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奥尼尔指出，“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的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琼斯皇》便是这种悲剧感的形象体现。曹禺也有这种悲剧感，《原野》就是强烈的悲剧感凝结。仇虎一家、焦大星一家，连同花金子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他们都是命运的奴隶，鬼使神差地聚在一起，互相伤害、折磨、残杀，共同走向毁灭。与悲剧感相适应，两位戏剧大师都刻意渲染一种神秘气氛。表现主义反对现实主义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的原则，主张用主观感受的真实去代替客观存在的真实，集中笔力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描写人物的非理性的下意识活动，从而走向神秘主义的境界。《琼斯皇》描绘了一个神秘的环境：寂静的森林，紧张的鼓声，黑色的怪影。剧本一幕又一幕地展现了琼斯的种种幻觉，在这种氛围中，琼斯仿佛返回到人类之初，面对原始的大自然惊奇、恐惧。无独有偶，曹禺也感到大自然的神秘，“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原野》描绘的即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莽莽苍苍的原野，乌金一般直伸到天际的铁轨，一个白痴，一个酒鬼，一个充满着原始的爱和恨的复仇故事。
剧中的人物是神秘的：
仇虎和花金子的强烈的爱和恨都是怪异、变态的，焦氏更是一个蛇蝎似的怪物。
奥尼尔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塑造了各种身份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地反映了生活。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不关心，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成了这一斗争的局外人。《琼斯皇》虽然写了黑人苦难的民族历史，涉及到种族问题，但剧本的主旨绝不是揭示种族压迫，歌颂黑人的反抗精神，而是表现人与命运的冲突，甚至只是呈现出一种抽象的恐惧心理。曹禺痛感到祖国贫穷落后，深知同胞灾难深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自觉地继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性和现实主义传统，反帝反封，追求科学民主，以戏剧为武器，鼓舞人民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特别是《原野》创作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东北、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气氛中，虽然曹禺的灵魂深处，郁结着一种强烈的、混沌的、无意识的情感，渴望宣泄出来，但剧作家自觉地压抑它，不去展示抽象的恐惧心理，描写抽象的人。因此，《原野》尽力去反映一个阶级斗争的主题，仇虎是被压迫的农民，而焦阎王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军阀、恶霸地主，仇虎的反抗和悲剧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所以曹禺不可能把《原野》写成另一部《琼斯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