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南方的文化状况已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状况大不相同。如秦汉时属于“东楚”的丹阳、毗陵、吴郡等荒凉之地，到唐初已经属于“人物本盛，小人资于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和“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的开化之地。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等荟萃一方人文、物产的都会。有些地方因为新的文化因素注入而改变习俗，如佛教的大规模传人和道教的发展，都使南方许多地区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有时外在条件的变化，又可以使一个地方的经济及附着在经济之上的文化现象兴衰起落。如唐高祖李渊时，曾联合儒、道反佛，甚至采用强制措施，使“数盈十万”的“天下僧尼”，都请令匹配”，“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由此说明地域文化是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的。尤其是初唐时期儒、道、佛的地位谁先谁后之争，虽然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但在争论中却往往产生了意外的学术文化新成果。由于争论涉及一些根本教义和若干理论问题，诸如天命与自然、有神与无神、人世与出批等等，因此就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唐朝初年南方的文化是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繁荣起来的，是多种文化思想不断发展、不断融合、不断创新的综合文化。再加上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海外文化的输入，使得初唐的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