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一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士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当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土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碱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拖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