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小说书写的大部分领域日益被其他东西所占领，王安忆却以她独特的文人书写姿态、洁净的精神追求以及形成技巧上的变化多端迎来了她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转机——虽然她的小说根本就没畅销过，反之，是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难读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小说的高品味和高质量，因为，它们在小说领域里的探索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这时期，她相继发表的中、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香港的情与爱》、《伤心太平洋》、《长恨歌》、《叔叔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不但使她本人的写作风格焕然一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力地粉碎了批评界关于小说已近末日的预言，为中国文坛“展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可能性。”尤其是她的《叔叔的故事》，甚至给我们点燃了这样一种希望：即，如此的抽象竟然能激发出我们最深处的情感，公然的虚构竟能蕴藏深切的现实性——总之，严肃的小说也是可以走抽象与理性的道路的，虽然这与小说的本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王安忆却以表面是背叛而实际上却在拯救的方式构建着一个别样的小说世界——她的这一破坏与重构相统一的行动自然又引起了文坛的一片喧哗与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