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柏拉图早期人治的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对于法治，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具体而言，第一，要有一个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是前提，这只能在正宗政体下才能实现，而在非正宗政体下则无法治而言。第二，普遍服从法律，这是关键。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所以有效，全在于民众的服从，但同时指出，民众的守法精神不能全部仰赖于自发形式，而须长期地培养，为此，就要求国家在此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的统治就是理智的统治，神祗的统治。而人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当然，亚里士多德也不完全否认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他认为，法律不可能及时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国家事务时，就需要运用“理智”。因之，个人的作用不能完全否定。他说，只有在法律所不能包括并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