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出现在中国话剧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的《雷雨》和《日出》，是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无论在人物形象、大型化的结构、戏剧语言等方面的创造上，他所达到的水平，都高于过去的剧作家，把我国话剧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他创造了现代话剧中第一批够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周朴园、蘩漪、陈白露、李石清等重要人物。他的剧往往人物很少，《雷雨》总共8人，《日出》稍多，也不过15人，但绝大多数人物都性格鲜明，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他的人物形象能够站立起来，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多面性。
曹禺剧本的戏剧冲突都是相当尖锐、紧张的，不断地深化着，最终引向大爆发。他对冲突的组织，则是紧凑的。《雷雨》用锁闭式结构，剧本所要表现的便是各种冲突的最后结局，这些冲突的缘由，则在人物的对话中用回叙的方式来交待。《日出》用人像展览式，剧中人物虽有主次，但并无中心人物，而且互为宾本，交相映衬；冲突也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索交错，目的在于通过较多人物的塑造，共同地完成主题。
《雷雨》的情节结构，是一幅以血缘亲子关系纵横交织的网络整体。以亲缘关系连结了冲突各方的人物，使结构十分紧凑。在一天时间里了结周朴园几十年的冤孽，所以一开幕各种关系均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日出》的结构，既不是纯粹由人像展览构成的横断面结构，亦非单纯情节与性格的纵深展开。而是二者结合成的一个以潘、李冲突为贯穿主线，勾连出上下层社会两个扇形横断面的辐射结构。
语言对塑造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其重要性超过了小说等文体。“高度性格化，富于动作性，有诗意、有境界，声调铿锵，节奏鲜明”是曹禺戏剧语言的最大长处。曹禺让剧中人物一张口，就可使观众看到其身份、地位、职业、教养、性格特征等等。有些对话看来平平淡淡，却因只能出于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人之口，故对塑造人物形象也起重大作用。
在曹禺的高超的话剧艺术创作中，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经过消化、融汇，使这外来的戏剧形式为我所用，第一次在较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刻性上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生活。惟其如此，它才是话剧艺术在中国成熟的标志，它使这种外来形式在中国的土壤上扎下了根。《雷雨》明显地受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侍萍重新出现在周公馆，她极力使女儿免蹈陷阱却偏偏落人陷阱，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捉弄，正是命运悲剧影响的表现。《雷雨》又有明显的莎士比亚式的性格悲剧的意味。这特别表现在塑造“雷雨”式的人物蘩漪之上。这个“雷雨”性格对周家矛盾的公开爆发，对促成悲剧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雷雨》更是一出社会悲剧。《雷雨》写出周家的悲剧原因，根本是因为周朴园等对侍萍、蘩漪、四风等各种类型妇女的压迫、蹂躏造成的，而且它还涉及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可以说曹禺对欧洲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在艺术上都有所吸收，他把这些集中在一起，从本民族的生活出发，写出了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用西方悲剧观念来衡童也是够标准的一出悲剧。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话剧艺术已为中华民族所掌握。
曹禺把刻画血肉丰满、高度个性化的人，作为话剧文学创作的核心，运用动作停顿、哑场、气氛、渲染、象征和表现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立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