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发表《女神》之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浪漫主义诗歌见解，构成其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诗的本职在于抒情”，“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即诗是诗人心中诗意诗境的自然流露。他在1920年1月18日写给宗白华的长信中说：“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又说：“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当然，郭沫若主张好诗是诗人心境的自然流露，并没有把诗人同现实斗争对立起来。他说的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并非是远离时代革命风浪的一湾“清澄的海水”，而是时代斗争风云的汪洋大海，他所谓的“生底颤动、灵底喊叫”，并非是诗人主观精神世界声嘶力竭的呼喊，而是社会客观的现实生活在革命诗人心中奔腾呼啸的回响。
2、“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他说：“诗底的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又说：“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真正的诗人的诗，不怕便是吐诉他自己的衷情，抑郁，我们读了，都足以增进我们的人格”。这里讲的是诗人的个性，即诗人的人格在诗歌中的表现问题。这里的“自我表现”不是自我夸张，他这里的人格是与时代的进步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要求相通的。诗人心中激荡着时代的风暴，诗人优美的感情跃动着革命的脉搏。他自己说：“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这种冲动接触到我们，对于我们的人格不能不发生影响。”“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所以，郭沫若说的“人格的创造”不能理解为个人主义的精神夸张，而是创造力量的化身，时代精神的体现。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
3、从诗歌是诗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出发，他又提出诗歌创作本身无目的性的结论。他认为，“文艺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而这种“无目的论”只是对诗歌的创作论而言的。事实上他是承认文艺的社会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