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是一个处于传统小农意识与现代开放文明转换初期的农民形象，是一个过渡的、成长变化中的形象。他的命运代表了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结束20余年间我国农民的历史命运。这个形象是高晓声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是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取得的重要突破。作者通过这个形象，艺术地表现了刚进入新时期的农民精神上背负的因袭重担和对新生活的渴求，揭示了小农意识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探索了农民意识深层的国民性问题。陈奂生勤劳善良，而又怯懦自私，还具有难以根除的“阿Q”气。他长期因贫穷而饱受屈辱，根本谈不上精神上的满足。农村政策改变后，生活改善了，陈奂生也有了更高的物质与精神追求：一个是买一顶帽子，一个是希望“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这显然已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愿望了。这两个愿望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称得上卑微可笑，然而毕竟有了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了不得的大事。但是，在满足和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精神上的卑微与可笑，深刻表现了刚刚脱离贫困的农民精神世界的狭隘。他这种令人感到可怜又可笑的性格，传递出新旧交替时期作为主人公的农民解放和提升精神世界的急迫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