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伤自己作为一个弱国子民身处异国的卑下地位。这种感伤在他的小说《歧路难》中早就有明确的表现，而在他的散文中则表现的含蓄、曲折得多。《三诗人之死》，写的是自己所喂养的三只小兔的毁灭。诗人因为很喜欢这些小生灵，故以西欧三个诗人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一只取名为“拜伦”，一只称为“雪莱”，一只黑的称为“济慈”。不幸三个小生命都先后离他而去。“拜伦”被猫叼走了，“济慈”失踪了，“雪莱”也病故了。诗人通过它们的毁灭曲折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弱国子民身处异国的身世感。与此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强权者是天才诗人和美的大敌，于感伤中透露出发帝反封建的意向，于身边琐事中显示了时代情感。全文写的舒泰、轻灵，那淡而有味的感伤耐人咀嚼，引人联想。
（2）、对自己勇气丧失的感伤。这种感伤比起第一种感伤来，意义更为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揭示了自我感伤的主观原因，坦诚地表露了自己的弱点，显示了一种较为清醒的理性精神。《芭蕉花》是其代表作。本文写昔日为了给母亲治病，不惜违背母训到别人圆中掐了一朵芭蕉花。这种行为虽然有悖做人的道德，受到父母的斥责，而到今日，自己虽然明白了这一道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的这个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与勇气。”如此坦诚的自剖，不仅直观地显示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对诗人的影响，同时也使郭沫若感伤的牧歌情绪升上了一个新的境界。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诗人，郭沫若在散文中一方面自我感伤，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感伤中进行清醒的自我批判，同时，也将这种批判扩大、升华为对人性恶的批判。《曼陀罗华》最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寄深沉的人性批判于感伤的特点。它最生动地表现了郭沫若“牧歌的情绪”中的清醒理性，显示了郭沫若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这正是郭沫若感伤散文最可宝贵的思想意识，也是郭沫若的感伤情绪区别于消极浪漫主义情感的地方。同时它也说明了“感伤”虽是郭沫若牧歌情绪的基础，却并不是这种情绪的主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