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是时代的要求，是新的法观念、法律意识影响的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春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礼法”进行社会控制的社会，“礼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临事制刑”，贵族既是立法权的拥有者，也是司法权的行使者，存在司法专横的情况，“礼法”制度也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法律标准。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社会的日益变迁和进步，要求一种新的，适应生产力水平发展和时代要求的规范体系替代以前的礼法体系，以确认新的社会秩序。于是，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成为客观和相对公正的规范体系就有了必要。可以说，成文法的公布正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
成文法的公布最早发生在郑国和晋国。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将刑书铸在彝器上，公之于众，成为国家常法，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和荀寅将范宣子执政时期修订的刑书铸于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鼎”；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颛杀邓析而用其所著的“竹刑”为国家常法；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成文法公布的典型代表。
成文法的公布有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宣布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使客观的以罪统刑的刑法规范开始出现，从此封建制法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其次，成文法的公布也拉开了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运动的帷幕，春秋末期一直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成文法运动；最后，成文法的公布对维护新的社会秩序、推进法制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制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