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文化的传统思想基础也就开始发生动摇。它要求改变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情环，代之以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社会联结方式，在反对福利国家过多干预的同时，主张社会本位的公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些变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公民文化当代嬗变，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西方国家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一反韦伯式官僚制管理，旨在强化企业化的管理和加强竞争与市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时代，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探索也呈多元化发展，即市民社会制衡国家、市民社会对抗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