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对官僚制的注意和研究由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和抨击肇始，“官僚统治”（bureaucracy）一词在十八世纪中期即已出现，最初，官僚统治似乎只是大陆法系（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专利，卡里尔（ThomasCarlyle）在１９５０年对官僚统治的简要评论代表了当时英国的流行观点：“这是大陆上的害人精……我相信英国并无产生官僚统治的危险与可能。在这里，民主制是人心所向。”但是，面对十九世纪末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特别是１８７０年的改革使英国文官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趋近，英国人不得不承认“对英国最稳固、最持久、最强大的影响，是众多终身官员的影响。”到了现代，韦伯（Max•Webber）对官僚制的讨论已超越了早期措辞激烈的抨击和嘲讽。他关于现代组织形式发展必然伴随官僚制化的悲观断言被现实不那么悲观地验证着。时至今日，官僚制化的浪潮已席所有现代国家。
官僚制作为一套较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赋予官僚权力的规则。二是赋予官僚责任的规则。这两种规则相互结合，决定了官僚与统治者的关系。官僚制作为一套较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赋予官僚权力的规则。二是赋予官僚责任的规则。这两种规则相互结合，决定了官僚与统治者的关系。
第一，从分工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解“官僚制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从分工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解“官僚制化”为什么具有历史必然性官僚的产生和有其比具体政治体制更深刻的社会基础，取消官僚的看法忽略了由经济技术因素的制约；而专家治国的论点则夸大了技术因素的作用。从中介的角度定义官僚和官僚制，不仅可以明确官僚作为统治者工具的政治性，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官僚制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趋势相连，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第二，科学地认识官僚主义，进而认识控制官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当前官僚主义是一个含义很泛的词，可以说“哪里在抱怨官僚，哪里就在说官僚主义”。但实际上，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负责任、滥用权力、人情风、后门风等是不能归责于作为中介的官僚和官僚制的，因为作为中介的官僚和官僚制本身就意味了对私人关系的排斥而推崇规则主义、规范性关系。这些所谓的“官僚主义”，可以通过对官僚制的完善而克服。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僵化、繁琐并由此产生的脱离实际、公文旅行等等）、扼杀人的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由官僚制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它们是官僚制本身无法克服的，只有在官僚制以外寻求救治良药。又比如，“官本位”这一官僚主义典型表现，是古今中外历史都有的，但仔细分析，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是和我国古代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分不开的，实质是“皇帝本位”；而西方现代的“官本位”，是行政在适应社会需求过程中过分膨胀而造成的，随着行政管理的组织化而产生的行政官僚权力大大扩张造成的。对此二种形同实异的官僚主义，在救治途径和方法选择上显然应区别对待。科学地认识官僚主义，进而认识控制官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