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要进人政策议程，既要有能够发现问题的观察机制，又要在公众与政府、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良好的沟通机制。社会问题进人政策议程的影响因素有如下几种。
1.政治领导人的作用
政治领导人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将它们告之公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例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向题会议，由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而将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纳人了政府议程。1974年，尼克松政府关于放松《清洁空气法案》中某些污染控制标准的建议，直接地提上了国会的议程。
2.政治组织的作用
政治组织是形成政策议程的基本条件。政策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 会全局的大事情，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政策议程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在我国，这些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府、政党、工会、妇联和青年组织。
3.政府体制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特别是其民主程度和开放程度，从制度上规定了信息的沟通渠道和利益的表达方式，从而对社会问题进人政府议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果政府的产生方式是民主选举，执政理念合乎民主潮流，组织程序符合民主要求，政务信息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吸收民众参与，倾听民众意见，接受民众监督，那么大量的社会问题才能正常而顺利地进入政策议程。相反，专制、封闭的政府则会将大量社会问题阻止在政策议程之外。
4.利益集团的作用
利益集团在问题构建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游说、宣传、助选、抗议等手段，迫使政府将其提出的问题列人政策议程，并采纳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团体成员的利益。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各种利益团体寻求着某种合理的平衡状态，如果某一事务威胁这种合理的平衡，那么它们便会做出反应。当某一团体的平衡被严重破坏时，各种各样的行为就会出现。如果这种破坏不是太大，那么团体的领导人将努力使先前的平衡得到恢复„„这种努力将使团体求助于政府成为必要。
5.专家学者的作用
在各研究领域中，专家学者通过对课题的分析，能够发现某些重要问题，并能凭其专业优势和特长，运用科学理论和分析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进程进行科学预测。他们一旦取得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成果，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将其列如政策议程。例如，三大院士的联合签名导致奥运会建设费用的缩减，直接使鸟巢建筑大幅度改动。
6.公民个人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具有公共性质的问题都是由私人问题引发的。公民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于某些影响或损害其权益的问题不满，一般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问题告知公众和媒体，或将与之有类似看法的人组织起来，掀起一场群众运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抗议，或以正当形式展开对话并提交政策议案。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还会采取一些威胁性的方式（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暴乱等），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关系在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7.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被誉为“第四种力量”，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策议程的建立。有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它们可能成为政策议程上的事务。例如，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的问题，通过新闻媒介的披露，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促进了“希望工程”的出台和实施。
大众传媒的作用体现在：
首先，把问题广泛传播，以争取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建立公众议程创造了条件。
其次，它能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
再次，它是连接公众与政府决策系统的桥梁，使公众参与决策成为可能。
最后，它能发挥政府决策系统外脑的作用，是政府决策系统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的重要工具。这种互动过程使得大众传媒日益成为政策问题的重要提出者。
8.问题自身的作用
社会问题自身的特征对政策议程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罗杰·科布和查尔斯·爱尔德指出： （1）一个间题的定义越模糊，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特殊性程度）；
（2）一个问题被认为社会意义越大，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重要性程度）； （3）一个问题被认为长期的关联性越大，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关联期的长短）； （4）一个问题被认为越不具有技术性，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问题复杂程度）； （5）一个问题被认为越缺少明确的先例，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先例的明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