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这一自残场景中的“围观”现象，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群众观看夏瑜被杀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看／被看”的场景中，启蒙者与愚昧者的处境居然历经一个世纪仍未改变：无论启蒙者做出何种牺牲，招来的都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启蒙仪式成了娱人耳目的表演行为。《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而且，当“疯癫”被余华用作颠覆历史的核心意象时，它已不再具备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疯癫”并不是人性恶的表征，而仅仅是疯子在现实当中的伦理处境，疯子的自残只不过是他内心生命体验的现实回放：既然疯子的内心世界因为“文革”历史的迫害而变得支离破碎，那么，他的自残就不过是他生命体验的正常表现。在现代伦理学看来，这种一己的生命体验既是他的存在状况，也是展现他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疯子的疯癫行为其实符合他自身的生命逻辑，因而也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状态。但在围观的群众看来，疯子的自残行为又的确是疯癫的表征。那么，如果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去窥探群众的存在状况时，就会发现，在表面上看，群众才是清醒的大多数，他们围观疯子自残的场景，似乎表明了自身理性的健全。可是，如果疯子的存在状况是合法和正常的话，那么，群众在围强行为中展现的惊讶、兴奋和恐惧就是不正常的，换言之，群众对疯子正常生命体验的无法理解，恰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疯癫”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说过，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往往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眼中的疯子，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因此，当观看疯子自残的群众用怜悯、歧视、窥探、嘲笑等行为将疯子从理性的大多数中排除出去的同时，也证明了自身存在状况的“疯癫”。在这里，疯子与群众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对调：疯即是不疯，不疯即是疯。从这个角度说，《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