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者的阶级本质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治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之争。先秦儒家代表新老贵族，维护礼治；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法治。
近代礼法之争是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法治观与资产阶级法治观之间的冲突。礼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法理派代表资产阶级，礼法之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什么样的法律的争论。
（2）争论的焦点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儒法之争”，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究竞应该以奴隶主贵族的传统的“礼治”来治理国家，还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治理国家。
近代礼法之争是修订法律，即立法中的争论，实际上是“法法”之争，礼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张制定新律，但在立法的指导方针上有重大分歧。礼教派主张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律思想来指导立法，法理派主张以资产阶级法理来指导立法。“礼”是法典化的礼，是写入封建法典中的，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法；法是资产阶级的法理。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用封建礼教，还是用资产阶级法理指导立法。
（3）先秦法家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反对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清末法理派用资产阶级的法理反对封建法典的纲常名教立法宗旨。
（4）斗争的结果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的结果是法治理论暂时取得了胜利，秦国以法家的法治理论为指导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统一了中国；近代礼法之争的结果是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而告终，新律中不断加入了有关纲常名教的条文。
（5）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清末法典化的礼是从先秦传统的礼发展而来的。因此，两次礼法之争中的礼是一脉相承的。两次礼法之争都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秦礼法之争导致了秦王朝统一中国；近代礼法之争导致了中华法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