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法较以往刑事立法更为完整，它以刑法典为核心，并辅之以大量单行法律法规、刑事特别法及其他司法机关关于刑法方面的判例和解释例，构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刑事法律原则指导其刑事立法。罪刑法定主义、刑罚人道主义、罪刑等价主义等资产阶级刑法原则，是针对罪刑擅断、等级差别、滥施酷刑的封建法制提出来的，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但国民党的党规党法，蒋介石的手谕和命令等，虽然不是刑法，却具有刑法效力，这即是违背资产阶级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好证明。
第二，罪名繁多，法网严密。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设置明目繁多的罪名，构成严密的司法镇压之网。如：在刑法典中设置多达35种罪名；在特别刑事法中设置种种针对革命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罪名。
第三，增设“保安处分”制度。所谓保安处分是指为了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司法机关对那些不能矫正而对社会有重大危险性的罪犯施行长期关押隔离，预先剥夺有犯罪危险者的自由，以及实行各种强制措施，使其改恶从善，回归社会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1935年国民政府在修定刑法典时，效法德意日等国家刑法，增设了“保安处分”专章。“保安处分”的设置，反映出国民政府的刑事法律制度明显的法西斯化。
第四，继承封建法律传统，维护宗法家族制度。承袭封建法律中维护“尊尊”“亲亲”的宗法家族制度的精神，确立对侵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犯罪行为加重处罚的原则，以强化其统治的社会基础。维护夫权和一夫多妻妾制。法律确认了一夫多妻妾制，为买办、地主、官僚公开重婚纳妾，提供了方便之门，从而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第五，压制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南京国民政府继承清末、北洋政府以刑事立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传统，继续在刑法典中设置“妨害国交罪”专章。
尽管如此，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与过去相比较有较大的发展。其刑法典在体例和形式上更加合理与完善，在刑罚方面，从刑进一步完善，在易科制度中增加易以训诫的规定，在主刑、从刑之外另设保安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