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小说的开创性。“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严加炎先生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位置。
鲁迅小说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
一、题材上：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
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对待他笔下的人物，苛刻严峻、毫不留情的批判锋芒直指一切人物，而又蕴涵宽广深厚的悲悯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既深刻痛切又沉厚绵长。
鲁迅笔下的农民，是被当作中国国民灵魂的整体代表来描绘的。他们愚昧而麻木，处于精神奴役状态而不自觉，从不怀疑封建伦理制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而是自甘奴隶位置，对他人和自己的苦痛都取漠视的态度，以各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自我安慰，最典型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
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这一流派。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也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一方面，是封建礼教与科举制度的顺从者，他们既有穷愁潦倒成为牺牲品的孔乙己（《孔乙己》）、陈士成（《白光》），又有进入体制但已被体制所毒化的鲁四老爷（《祝福》）、高干亭（《高老夫子》）等。另一方面，鲁迅又满怀不能忘却的激情，描绘了一系列“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包括“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夏瑜（《药》）等。这些人可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的思想，并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当时当地的斗争中，渴望改造中国。而现实中国给了他们无情的打击，他们有的被打灭，有的陷于心灰意冷的状态。鲁迅以深情的笔墨记叙了他们年轻时代的梦想与真实的行动，也写出了他们受到外在打压而转向内心的不得已与痛苦，而他们并不是全无坚持，“救世激情和理想被逼回内心，成为表面上藏隐锋芒、内心坚持的病愈后的“狂人”，或者在坚持中和坚持后消沉堕落的吕纬甫魏连殳，或者坚持作“韧”性的战斗的理想性格。“鲁迅对这些人物在小说中作了”极有历史和心理深度的诠释”。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刻划，成为现代中国作家效法的对象。他们有的走讽刺的一路，有的走正面建构的路子。
二、形式上：《呐喊》和《彷徨》创造性地学习欧洲文学而为中国现代小说建立了规范，又超越西方小说模式而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形式，《故事新编》则超越一切中西小说写作的规范，真正实现自由创造。正如茅盾所言，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上去试验”。李欧梵说：“仅仅把鲁迅小说中的试验开列出来，就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狂人日记》中他将日记形式转为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文本，后来各篇又进行了不同的试验，如人物描写（《孔乙己》）、象征主义（《药》）、简短叙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风波》）、自传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Q正传》）。在后期更成熟的《彷徨》诸篇中，他又扩展了讽刺人物描写的反讽范围（《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离婚》），也扩展了在那些较抒情的篇章中心理撞击的分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此外，他还试验了对日记形式更加反讽的处理（《伤逝》）和一种完全没有群众场面的电影镜头式的描绘（《示众》），还有对某种非正常心理的表现（《长明灯》《弟兄》）。”
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的逐渐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独特的贡献：
第一，它出脱传统诗文规范，把“文章”变成小说，这在《呐喊》中表现明显；
第二，它把面向公众和社会的启蒙式写作，变成个人的抒情，这在《彷徨》中表现突出；
第三，由严格恪守中西小说传统走向颠覆这一传统的纯粹的实验艺术。
鲁迅写作当中的抒情性，在中国现代作家乃至当代作家中发展出一条“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道路。由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而史铁生、何立伟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