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托鲁斯法则区别说以来直到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前，欧洲国家一直是采用住所地确定属人法的，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尚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内部各地法律不统一，不得不用“住所地”来确定属人法。而19世纪初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德、意等国的内部实现了政治和法律的统一，从而这为以本国法为属人法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出现了本国国民大量向海外移民的情况，十分有必要从法律上继续控制和保护这些海外移民。于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率先改用国籍作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活动遍及全世界，如果无论一个人在何地为何种法律行为都要由其本国法加以调整，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商业交往的，于是对本国法主义的批判便应运而生，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又呈现出了恢复住所地为属人法连结点的趋势。而为了调和“本国法主义”和“住所地法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在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国际公约中又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采用“惯常居所地”作属人法连结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