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最新发展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税制改革的主旋律是减税，然而减税减的只是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税改开始阶段，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将所得税的税基却相应拓宽了。这样，发达国家初期税改的减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相反，各国税收收入的水平还普遍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不再一味追求“宽税基”的原则，这自然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宏观税率已经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荷兰从41.2%下降到38.8%，英国从37.4%下降到35.3%，瑞典从53.8%下降到50.8%。
第二，资本的税收负担开始减轻。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各种税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间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对劳动力课征较重的税收，那么，其就业形势很可能会恶化：一方面，雇主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用机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会因缴税过多而自愿失业。因此，各国税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的总体负担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力的税负是比较重的，表现在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即税额与应税税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由于劳动力的税负已经很高，加之对消费的课税具有累退性，以及人们担心提高对消费的课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很多西方国家过去进行税制改革时往往把保证税收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增加资本的税负上。例如，1995年-2000年，欧盟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就从24%提高到了31%。特别是劳动力税负较高的国家，更是把增税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这个税基之上。然而，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就会导致或加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本的税负。例如，2000年-2009年，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到2009年，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兰为29%，瑞典、丹麦和挪威为28%等。
第三，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缴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例如，德国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8年，所得税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会保险税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长0.4%，而2000年-2008年平均每年增长1.5%；商品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间接税在税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30%。
第四，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第五，现代税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比以往更为多样化，除了尽可能地实现减轻国民税收负担，坚持税负平等，大力降低税收成本等传统目标外，还要求努力实现诸如改善经济效率，追求税制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现代目标。可以说，人们追求的税制改革最终目的在于寻找至少在当前和未来一段较长时期看属于“不断优化”的那种税制。
总之，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世界性税制改革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改革方向的一致性都是空前的。各国税收制度、征税方法的趋同，不仅说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日益加强，而且也反映出国家之间彼此借鉴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性受到了日益提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