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项，明刑弼教提升了刑的地位与“德主刑辅”不同。“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仍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
B项，“明刑弼教”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汉以来“德主刑辅”法律指导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但由于它们都是服务于封建法制，所以不能说是革命性颠覆误。
CD两项，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律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他又从“礼律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说明：“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与前代儒家学说不同的是，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看来这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律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深刻影响。在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说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