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一开始踏上诗坛，就表现出对现实的热情感应。他写的第一首有名的诗歌是《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抒写了他对大堰河这个普通的中国贫困农民的深情——一位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一位质朴憨厚的农妇那里找到母爱，她却与自己的生活道路有着这么巨大的差异，这爱与痛、恋与怜、悲与悔的复杂冲荡嵌合，汇成了一股滔滔不绝的诗情之流。当同一时代众多的中国诗歌在“走向社会”的道路上实现了自我的情感和思想，艾青的这首诗却以诗歌最重要的特质——自我之情唤起了人们阅读的快感，温暖了无数日渐干涸的诗心。 
抗战开始后，艾青怀着“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的雄心壮志，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32年4月，他留法归来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诗人由杭州到武汉、临汾、西安、桂林、衡山、重庆、延安、张家口、北京，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这段时期，他的创作视野近到旧中国乡村的衰敝和农民的困难生活，远到现代西方的都市风情和畸形人生，显得异常广大；他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现代中国饱经苦难的广大众民、民族抗战的悲壮历程、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祖国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都在其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和动人的表现；他的诗艺丰瞻华美，既有感时忧国执着，也不乏精微深湛的哲理感怀、恬静优美的田园写意、情味隽永的象征寄托之作。
诗人艾青左手取来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右手拿来了现代诗歌艺术创作技巧，而又能将之糅合成为一个具备崇高审美风格的结晶体，走上了独特的成功之路。他的这些多姿多彩的诗篇最终“交绘成了一个连续而宏大的诗歌长卷，成功地塑造出了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
艾青的诗歌创作执着于真、善、美德追求。真、善、美，是艾青眼中诗神所驾着的纯金的三轮马车。在这里，真、善是美德前提和基础，美是真、善得以表现的途径和手段，是这种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者。与诗人独特的史学理想相呼应，在诗歌创作中，艾青不仅抒写苦难、悲剧，也抒写对自由、光明的渴求，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两大母题。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补衣妇》、《乞丐》、《人皮》、《江山浮尸》等诗作，怀着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关切，将备受统治者压迫蹂躏、惨不忍睹的形象活现在读者面前，诗人对触目惊心的苦难与死亡入木三分的描写，压得人喘不过起来。出于对真、善、美德执着追求和对民族苦难的自觉承担，艾青对苦难现实进行了血泪控诉。艾青的诗行就是对苦难的呼喊，是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忧虑与感伤，而就在这种情绪的抒发中，诗人的忧郁风格得以形成。
在那个动荡万分的时代中，艾青就是这样，保持着特有的清醒与敏感，跟随着时代的步伐，用诗歌致力于呼唤和讴歌民族的觉醒与抗争，奏响了民族解放的洪钟大吕。但是，诗人艾青并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强调诗人需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一方面，艾青的诗“很少言自己”；另一方面，“大我”的声音始终没有淹没他的“小我”，他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在抒写大我的痛苦与欢乐、小我的独立意识与觉醒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而结果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把诗写成了诗，而不是小说、散文或者报告文学，用诗歌说出他由衷的话，而每个字都是他“脉搏的一次跳动”。与此相关，在艾青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中，他始终强调形象、意象、象征、联想、想象等与诗歌形象思维有关的重要质素的地位，并在《诗论》中分别就形式、技术、语言以及创造等关乎诗歌质量的重要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释。
1940年代的艾青，继续着他的诗歌理想和诗学坚持，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风格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技巧融汇并获得了独立的创造品格，把历史使命感个艺术创新精神、诗歌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诗歌独特的包容特征，这种包容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丰富性。而诗人艾青，正是这样大气的品格，成为众多青年诗人学习的榜样，鼓励、启发、引导他们朝诗歌的历史深度和诗歌的美学深度持续掘进，从而在事实上开创了一个“艾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