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知几否认天命对人事有决定作用，主张史家论述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应以人事”为主。他批判了历史命定论而提倡了历史人定论。他认为对于国家的成败兴亡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智能，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天命。刘知几的这种主张对于提高史书的质量，对于抵制封建统治者的天明说教和愚民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刘知几的心目中并没有人民大众的力量，他所谓的人事是帝王将相的活动，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大众的作用。刘知几虽有许多批驳灾异的言论，但他所批驳的只是董仲舒、刘向、班固等人对灾异的解释，指责他们对灾异应验解释的疏阔，并不是批驳天人感应本身的荒诞无稽。他并没有否定对灾异祥瑞、鬼神天命的存在。他也相信天是能够赏善惩恶的，他仍然是个有神论者。他对于历史命定论批判，对于历史人定论的提倡不可能是坚决的，他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之所以反对命定论，提倡人定论，只是他处于史学家的责任感，局限于他的阶级立场和当时的科学水平，他还不能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理论基础，所以他只能引用孔子不谈天命、鬼神，“怪力乱神，宣尼不语”来作为理论依据，或根据举例性判断，或依据文献考证来批判，这样他的反对命定论也就很有限度了。
（二）刘知几具有历史进化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其次他指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发展必有新发展，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再次刘知几在看到古今变异的基础上区分了古代历史时期，注意到历史发展具有阶段性。还次，刘知几提出了“古今不同，势使然也”的观点。他认为促进时代推移社会变化的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各个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刘知几不能讲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当他触及到历史规律进行具体分析时，他只能从所谓的地富才良等地理、人文的一般原则去说明此年。
（三）刘知几有反对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但是他这种以命定论而提倡人定论，的历史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他封建史家积极立场的局限性。
（四）刘知几在华狄问题上也表现出进步观点，这种观点是对唐朝历史发展和趋势的积极反应，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