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型组诗的兴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近代主要诗人中，不少诗人采用过大型组诗这种创作形式。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魏源的《寰海后十首》，姚燮的《南辕杂诗一百八章》，贝青乔的《咄咄吟》，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赵函的《十哀诗》，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己亥杂诗》（89首），丘逢甲的《离台诗》、《澳门杂诗》以及《台湾竹枝词》，梁启超的《爱国歌四章》，秋瑾的《题芝龛记》，苏曼殊的《本事诗十章》、《东居杂诗》，高旭的《爱祖国歌》等。从上述事实看，不论政治态度，不分诗歌流派，组诗的形式在众多的诗人创作中都出现过。
二是近代诗歌中，组诗的规模有了巨大的扩展，大大打破了历史上的组诗纪录。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达315首之多，规模之大为中国诗史上所仅见。又如贝青乔的《咄咄吟》也没有120首，以诗纪史，以史证诗。黄遵宪法的《日本杂事诗》达200首，为近代大型组诗中的奇构。
近代大型组诗的兴盛，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近代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深刻变化，往往不是一首诗所能容纳表现的，这对大型组诗就有了一种客观上的需要。
其次，近代诗人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热情也大大增加，希望以诗歌反映它们的全过程或全貌，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态度，因而纷纷采用大型组诗的形式。
再次，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巨大变化，引起诗人强烈的思想反响和感情激荡，而这在一首短诗中往往不足以抒发和表现，也就很自然地采用组诗这种形式。最后，近代诗歌在格律方面的要求已略有放宽，这也为大型组诗的兴盛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