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浪漫气质十分鲜明的诗人，郭沫若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在历史剧中构造诗情画意之境，也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出色的讽刺，揭示人物的灵魂，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
郭沫若所使用的讽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调侃；一种则是憎恨的讽刺。善意的调侃，往往用于对正面人物的某种心理的揭示，如红萧对卓文君的调侃，揭示了卓文君爱又不敢大胆追求的心理。憎恨的讽刺，则主要用于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如《王昭君》中对卑鄙小人画师毛延寿的讽刺，在讽刺毛延寿时，郭沫若采用了人物自我讽刺的手法，让毛延寿用自己的话来讽刺自己。如毛延寿说，他最恨屈原，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恨他爱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厌恨的。就譬如他这《东君》一篇，我们试问世间上什么人看见过太阳神，并且还穿什么青衣白裳，还乘什么马车，还操什么弓矢呢？世间上什么人又曾经看见过天狼在哪里呢？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偏要虚构出来，这便是说梦话，这便是假。„„凡作诗、作文、学画，都是不可走入邪道。象屈原那一派疯话便是诗文上的邪道，幸好我们现刻是把它摆脱干净了。我们画画，尤其是我们画人物画，第一总要画得象，要象就是真，真到毫发毕肖„„无论如何总要象，要象，要象，„„二十四个‘要象’，除此而外都是不真实，都是假。”这一段话起码有两层讽刺：一层，一个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都不懂的，缺乏艺术常识的人在此口沫飞溅的指责屈原的诗篇《东君》的“假”，这正揭示了他自己的“假”内行嘴脸。另一层，它滔滔不绝强调画画要画得真、象，而且是“二十四个要象”，否则就是“假”，而恰恰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要把人物画得象的小丑，因向王昭君索贿未如愿，而故意将“淡淡妆，天然样”美若天仙的王昭君画成了一个丑婆。郭沫若就这样用丑角自己的话，狠狠地打了丑角自己两个嘴巴，揭示了人物肮脏的灵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讽刺艺术的应用，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