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它的创作为我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包身工》突破了新闻记事的写法，采用典型化手段，对丰富的素材进行了精心地筛选、提炼和综合，高度集中地写出了“包身工”的生活真相。《包身工》是作者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搜集到许多材料之后写成的。在众多的材料中，作者经过分析比较，只选写江北帮包身工的情况，因为这类包身工最突出体现了包身工制度的封建性。作者描写的是包身工群体的非人生活，对她们进行了群像刻画；在显示她们悲惨的共同命运的同时，又突出了“芦柴棒”、小福子的形象，因为她们的凄惨境遇更具代表性。作者的取舍剪裁，达到了真实性和典型性搞度统一。
第二，《包身工》没有运用以往的就事论事的写法，而是深入的挖掘素材，深刻地揭示了素材的重要认识价值和战斗意义。作者并未追求作品新闻价值，而是细致、深刻地描写了包身工人形机械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一样的悲惨处境，她们一律死灰般的面容，褴褛的衣衫，在繁重的劳动和野蛮粗暴的虐待下痛苦无告，甚至丧失了表情和个性，通过对她们非人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痛斥了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与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相结合的产物的泯灭人性的本质。这就比一般报道包身工生活情形的文章更真实、更深刻、更具批判性。此外，作者进一步揭示了包身工自身麻木、愚昧的弱点，希望她们觉醒过来，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这种最残酷野蛮的剥削制度。
第三，《包身工》是精心结撰之作，使报告变得文学化了。首先，作品运用了文学的组织手段和结构方法，使零乱的材料有序化、条理化。作品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线索，集中地摄取了她们的居住、起床、吃饭、劳作、放工等场景镜头，穿插交代了她们的身世、遭遇和结局，繁而不杂，散而不乱。其次，调动多种手段，增强文学性。例如，注重细节刻画和场景描绘，使人如临其境；行文中恰当穿插议论、抒情，有贴切的比喻，更有尖锐的讽剌，把30年代地狱的一角，淋漓尽致地披露于世人面前。《包身工》在处理真实性和思想性、文学性等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示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