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内容上，金庸和梁羽生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注重对历史环境的描写，把小说同国家民族的兴亡与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虚构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总是隐含着作者对人的理想化设计和对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美好希望。而古龙却特立独行，只写“江湖”，不写“江山”，超脱具体的历史时空。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不受历史的限制和束缚，在自由的艺术天地里，任凭感性的笔触自由驰骋，进而审视人生、探索人性，意境开阔深沉。
在人物塑造上，金、梁小说多“侠客”形象，但金庸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不能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古龙笔下多“浪子”形象，传统道德观念薄弱，注重个性的张扬，没有正邪的生硬划分，也没有“名门正派”与“旁门左道”的对峙，有的只是人物感情和性格的内在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
在情节安排上，金庸小说开局平淡，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人物纷纷涌现，关系错综复杂，故事一波三折，构思精巧严密，布局诡异莫测，意趣无穷。梁羽生小说开篇精彩，引人深入，但渐趋平淡，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古龙借鉴西方悬疑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精心设置悬念，强化了小说的侦探性和推理性。小说情节离奇曲折，计中套计，环环相扣，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偶然中有着必然，引人入胜。、
在武功招数上，金庸凭借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能力，使各种超群卓绝的武功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如“百花错拳之美妙，六脉神剑之奇幻，化功大法之阴邪，辟邪剑法之妖逆，降龙十八掌之刚猛，黯然销魂掌之恍惚”等。梁羽生在武功描写上虽不及金庸，但他对一招一式的刻画也细腻而逼真，又有很强的写实性和道德倾向性。而古龙自知在金、梁的奇功妙招上进行突破是相当困难的，并对一招一式机械地过招提出过质疑，所以他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另辟蹊径，专门以“气势”与“快”字诀取胜，并指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武功外，还要看体力、心态、判断能力等因素，“小李飞刀，例不虚发”，陆小风灵犀一指，就几乎战无不胜。
在语言运用上，金庸才识渊博，文笔雅洁，诙谐幽默，富于变化，环境语言有意境，人物语言有个性，叙述语言有时代感、地域感。梁羽生在中国古典文化上的造诣极深，他的小说语言文采飞扬，常有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富有浓郁的书卷气。而古龙非常喜爱西方文艺，追求语言的欧化。他好用短句，简洁利落，风格创新，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