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至1964年间，样板戏的前身“京剧现代戏”是当时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滨》《芦荡火种》、《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被捧上了天，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几乎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秋。新四军某部在一场战斗后立即转移，将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留在了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中共江苏常熟县委委员陈天民，又将掩护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进驻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伤病员。阿庆嫂将新四军伤病员藏在芦苇荡中，并在沙老太太和沙七龙的协助下，利用胡传奎和刁德一的矛盾，与之周旋。郭建光等伤病员痊愈后，趁胡传奎结婚之机，在阿庆嫂的接应下，一举歼灭敌人。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执笔文牧，1960年公演时改名《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接受任务后，团里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并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将编剧们安排到颐和园，因为这里拥有阳澄湖同样美丽的湖光山色，并调回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片的著名老生潭元寿、马长礼等，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剧团赴京演出沪剧《芦荡火种》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并重新改用原名：《芦荡火种》。1964年3月底，彭真观看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特别是“智斗”一场，精彩绝伦，《北京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和许多评论。1964年4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前，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观看了演出，但对剧团“提前”公演大为不满，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方案。但剧组还没不得及修改，这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观看了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修改一事不得不暂停。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彭真、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演出，并上台与演员握手和合影，以示祝贺。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因为“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江青强调说：“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也就是说，突出阿庆嫂就是突出刘少奇负责的白区地下斗争，突出郭建光就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红区武装斗争。这次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郭建光增加了不少成套唱腔，且十分精致耐听，就他在舞台上占据的时间而言，足以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二是将原剧本中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入敌巢，改为郭建光等人连夜奔袭，攻进胡府。
“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在形式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在“现代戏”和其他文艺形式包括小说、电影和话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样板戏”中的京剧，主要是在“沪剧”、“淮剧”和“话剧”等现代戏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内容上，“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教材中讲到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江青将其改造为“样板戏”，只是将这些原则和倾向极端化、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