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清末礼法之争对法学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第一次使得国学与西式的法学对垒。尤其是法理派所提出的用法理原则和以此改革中国封建法律，对于彻底改变和瓦解以封建法制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华法系”，在经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和中华法系，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舰艇炮舰和烈火而开始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法系的消失及世界法系的在中国的逐渐形成。
第二，清末礼法之争以事实和结论演绎着一个法制价值原则：固守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实现现代化。只有法律文化的本土化和实践的结合，才能最大效能的推动社会和服务社会统治。
在对待中西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清末出现了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守旧与图新之争。12守旧派把传统法律文化，视为中国几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不允许改变“祖宗之成法”；图新派接受了西方学说，建立西方法制观念和现代法律制度，力求改变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但在少数人中也出现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倾向，事实和历史的经验再次证明：固守传统和简单的拿来主义都有不可取舍的问题，只有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符合国情，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