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创作的十多部历史剧，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有二十多个，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成为郭沫若创作中不朽的灵魂。而且类型多样，有的表现出为正义和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尚精神，如婵娟、如姬、魏太妃、怀贞夫人、阿盖公主等；有的是对中国妇女聪明才智的热情歌颂，如蔡文姬、武则天等。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则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叛逆性格。
郭沫若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曾说：中国女性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了，现在是该觉醒了，“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吧，凡在一种新旧交替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被认为叛逆的。我怀着这种想念已经有多少年辰，我在历史上很想找几个有为的女性来作具体的表现。我在这个作意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王昭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刻意塑造一批“叛逆”的女性形象来作为反抗封建礼教的代表的。
卓文君在丧夫之后“私奔了相如，这是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亲是十分触怒了的。„„她在‘不从父’这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标木”。卓文君，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她背叛了封建道德、背叛了父亲，成为抗拒父权、族权的典范。卓文君争取自己婚姻主权的非凡勇气和胆略，在第二幕的深夜出走中，表现得尤为光彩四射。她下定决心私奔相如，当她的出逃计划被周大和秦二告发，私奔失败后，她毅然改为公开出走，与父亲和公公展开英勇无畏的斗争。面对着父亲骂她是“淫奔妇”，叫她用剑自裁，这位少妇发表了惊人动地的人权宣言，义正辞严地反抗着束缚在身上的枷锁，“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来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为我自己问心无愧！”卓文君彻底地觉醒了，她以实际的行动争取着自己做人的权利，昂首阔步走向都亭，与迎候在那里的司马相如会合后，携手并肩，谱成了一曲争取个人婚姻自主权的凯歌。郭沫若借卓文君之口，传达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女性觉醒的呼喊，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是人权的胜利。
另一个争取人权胜利的是王昭君。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女性从反抗“夫权”到反抗“王权”的一个有力的递进，是郭沫若对女性彻底叛逆的更高延申。所以王昭君是“彻底反抗王权，而且成了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剧中的王昭君是一个充满了自主精神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王昭君的“倔强”，其目的是为了肯定和赞美这种性格，因为在剧作者看来，这种性格是美、是善、是崇高。王昭君断然拒绝了画师的“索贿”，自甘落选。后来汉元帝发现了昭君的美貌，收回令其下嫁匈奴的成命，册封她为皇后，昭君不但不肯从命，还当面火山爆发式地揭露了汉元帝的荒淫无道，控诉戳穿了封建王权的多重反动本质：骄奢淫逸，极端自私，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凌驾在万众之上，践踏人权。昭君是以其倔强的个性反抗了汉元帝的王权。这也是她之所以主动出塞远嫁的原因。郭沫若在昭君远嫁中赋予了女性人物在情感独立上新的方向和落脚点，也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解放的期盼和要求，为女性的完美独立树立了新的价值理念：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首先要遵循自己的心灵感受。
聂嫈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郭沫若塑造人物形象由“精神性格独立”到“拥有实践价值”的转型，聂嫈要求社会对其进行新的价值分配。当她和弟弟在母亲墓前用慷慨悲歌的方式，直抒自己铲除暴吏、拯救苍生的宏壮志愿和坚定决心时，她所具的这种深明大义使她主张弟弟去为正义而斗争。当聂政刺死了韩哀侯和丞相侠累之后，毁容自刎，聂嫈被弟弟的行为所感动。她意识到如果不去认尸，不用两姐弟的共赴牺牲，就达不到使暴君污吏知道儆戒、使革命者觉醒奋斗的目的时，她慷慨地自杀了。聂嫈支持弟弟的侠义行为，反对三家分晋，坚持统一。如果说卓文君面对父权、族权，义正辞严地发表妇女解放的“宣言”，王昭君成为敢于“不从夫”“反抗王权”的叛逆者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争取个人的自由，那么，聂嫈的斗争则是“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个人物形象是郭沫若笔下取得道义平衡的支点，聂嫈的所作所为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表现了女性和男性在追求民族大义和选择崇高的生活目标上的主动和统一，也表现了情感取向和民族责任的密不可分。
就这样，郭沫若通过这“三个叛逆的女性”形象喊出了当时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礼教、反抗专制强权、争取自由人权的伟大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