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哲学思潮的变化大致可概括为由程朱理学到王阳明心学。文学创作则经过了从拟古到求真的变化。拟古即创作中对古人作品的模拟，求真则指对表现内心感受的强调、对真情的追求。
明朝开国推宗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因其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而得名。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人要透过身心修养才可达到这个境界； “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用道德理性克制压抑个体情欲。此外，他们又提出“格物致知”的主张，认为人必须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才能获得“理”。
明代是代元而起的王朝，其立朝宗旨便是恢复汉家的礼义传统，以重新收拾“胡人纲常大坏”之残局。程朱理学在明前期对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建设以及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比如过分执着于伦理理想使士人在现实的政治中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流于固执与偏激，使其思想空间过于狭窄，从而形成封闭内向与紧张自责的心态。
明代的王守仁（1472-1528）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他认为人只要本着自己的良知而行，就能合乎“理”，因为“理”就在人的心中；循其良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只不著私意即可。他又创立了“知行合一”说，主张认知和实行是一体的两面，缺一不可。
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阳明心学认为人心不仅是人身的主宰，而且是宇宙的本体。对于情，则教人循其良知，顺其自然。这些思想直接开启了文学创作中对真情、个性的追求。
徐渭生活在阳明心学盛行的关键时期，徐渭在哲学思想上与阳明心学颇多联系。由于尊崇阳明心学，徐渭对佛道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戏曲理论上体现为将禅悟引进了戏曲评论。
徐渭正处在阳明心学盛行的时期。他的老师王畿、季本，均是王阳明的学生，而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唐顺之，也是弘扬心学的大师。
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徐渭的创作思想呈以下特色：一方面接受了自然的主张，讲顺自然之天则，表现自我的本色，渴望信口信手的不受拘缚；另一方面崇尚良知，反对无所顾忌地纵容自我，而是要在自我检束的基础上求自然，做到“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
徐渭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本色说，尚情之真。他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以及在痛苦时强烈的自我宣泄意识 。《四声猿》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传统杂剧，而是他自我宣泄的工具。与此相应，对佛、道抱持一种开放态度。创作形式上，他也不局限于某一种体裁、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技巧，而是将它们统统打碎，随意拿来为其所用。他的杂剧长度随情之所至，音律上自我作祖，由此带来了明代杂剧的蜕变。
还应看到，徐渭的创作虽然纵恣愤激，蔑视世俗，但其骨子里依然忘不掉现实的关怀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自我检束、自信良知的品格操守。因此，在其《四声猿》中，注意对抒情的“度”的把握，在奇情奇事中，仍时时顾及到道德的层面。如写花木兰不忘表扬替父从军的“孝”，写木兰、黄崇嘏女扮男装、事业辉煌，但终究还是让她们回到闺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