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义是当然之则，具有至上的性质，被赋予了内在价值。这样义便成了评判行为的主要标准。当然儒家也没有绝对的弃绝功利，利的追求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见利思义。因涉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故儒家之义利观有其好处：对利益关系起到了某种调节作用，然亦有其弊处即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
2.墨家：对义十分注重，墨家侧重于义外在价值，义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带来功利的效果，即当然之义应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将功利原则视为评判行为的基本标准。孝，利亲也。在墨家这里功利追求的合理性得到了普遍的确认。这有助于价值观上的调整，但对义有所忽视。
3.法家：赋予功利原则更极端的形式：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的关系也以利益为纽带。社会成员之间完全是相互利用的，彼此交易时，行义只会带来消极的效果，其价值标准是行为产生的实际效用，对手段则失之规定。治天下应导之以利，从而使得人在双重意义上趋于工具化，既是实现君主意志视为工具，也是外在功利的附庸。
4.道家：道家主张有我，其实对自我的利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