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前期虔诚地信奉安那其主义，由于事实的教训与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洗礼，巴金不断地对这种信仰进行了清洗。他曾在《点滴·生命》这篇文章中说：“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这“另一种思想”，不仅包括前期的民主主义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具体内容“爱与恨”，而且也包括着对自己昔日信仰的清算。
正是从这种清醒的自我解剖中，巴金一方面认识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非科学性和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弊端，另一方面更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使他前期小说的那种浪漫情绪以及由这种浪漫情绪生发的对于旧时代宣战的盲目性和失败后的沮丧、颓唐的气氛，被后期对于黑暗的冷静解剖代替了。在后期的小说中，巴金冷静地解剖了旧制度留下的种种恶瘤，如《憩园》中堕落的公子；《春》和《秋》中败落家庭中的种种丑态，真实地描写了那像“寒夜”一样排遣不开的黑暗，并通过生活的逻辑，显示了黑暗社会的必然灭亡。虽然，巴金来不及，也不愿意为黑暗褪去后的新时代描摹一幅蓝图，但是，他却也决不像前期那样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安那其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身上。巴金已经从幼稚中走过来了，因此，他能在深刻地揭示黑暗的不合理的同时，以形象的描绘在作品的一些“新人”形象（如《第四病室》中杨大夫）身上，昭示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光明终会战胜黑暗。有光明的地方，光明长一寸，黑暗就退一层。
其次，巴金前期思想上的矛盾，到了后期，也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个矛盾就是：“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中曾说，这些矛盾，曾“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这些矛盾，在前期的代表作《家》中就有明显的表现。
巴金曾说：“《家》表现了我个人的矛盾”。一方面，巴金在小说中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他的控诉，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留恋那将逝去的一切；一方面，巴金对下层人们充满了同情（如对鸣凤），另一方面，他又为那些既同情下层人，又缺乏勇气的人辩护（如觉慧）。同时，巴金在感情上热爱的对象（如觉新），在理智上又不免怠慢他；而巴金在理智上鞭挞的对象（如高老太爷），在感情上有时又不免流露出某种歉意（如，高老太爷将死时，巴金写觉慧对高老太爷的一种内疚）。而到了后期，巴金虽然对包括堕落公子在内的人（如《憩园》中的主人公）也给予了同情，但是，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巴金已毫不可惜他们的灭亡。对于旧世界，他也不再抱什么希望，而是敲响丧钟，痛快、干脆地将其送入历史的垃圾箱。这种思想上矛盾改观的结果，使巴金小说的情调得到了统一，从而由这种统一所形成的对于旧时代的控诉和批判，就显得更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