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钱锺书就出版了《谈艺录》。昔人谈艺之作甚多，历代诗话、词话，甚至野史笔记中所在多有。明人徐祯卿即以所著《谈艺录》名世。但钱锺书的这本书与昔人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昔人谈艺往往从印象出发，就诗说诗，即便能举一反三，也很难超脱时代的局限。因此多为赏析之作。钱锺书的这本书虽然也自称为“赏析之作”，但因其所考所论，能“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因此自成一格。况钱锺书博极群书，学贯中西，凡所采用，均中西学界方家之作，因此所论问题，虽多不大，却能做到微言大义，于广博中见出精深，中西文学实例相互参校，相互阐发。《谈艺录》本身就是一本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
1979年，钱锺书《管锥编》前四册问世，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与此同时，一批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探索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也出现了，并引起了学界的瞩目。1981年1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任会长，李赋宁任副会长，钱锺书任顾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通讯》，并编辑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丛书》.4.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林纾（1852~1924）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文论家、诗人，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一位不审西文而译著颇丰、影响深远的杰出的西方文学翻译家。林氏不通西文，翻译全靠合作者口述。他的第一位合作者是留学法国的王寿昌，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以“多译有益之书”，以伸“赤心为国之志”，以振国人“爱国之志气”。然而体现林纾这种通过翻译，激发人民反帝救国热情的翻译思想最鲜明、最强烈的作品，要数他翻译的政治小说《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伊索寓言》、《滑铁庐战血余腥记》、《雾中人》等作品。林纾一生以自己奇特的方式，在译坛上辛勤耕耘，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10种左右译品问世（除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仅有一种外），而且其中多为中长篇小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众多的译作问世，这真是近代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观。因此“林译小说”同“严译名著”一样，也就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了。如果说“严译名著”开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维新风气之先，“林译小说”则开了文学界维新风气之先。5.辜鸿铭：辜鸿铭最早探究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和谐诗意的生活，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辜鸿铭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在东西对比中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的视野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不可遗忘的历史价值，正在于他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辜鸿铭与同时代的中国人在理解中西冲突时是站在不同的出发点上的。一般的中国人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悲情角度来理解西方文明，而辜鸿铭则已经提前站在浪漫主义的批判视角来对待之。因此，辜鸿铭才能够超越“中体西用”提出“中西文明融合”说。他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翻译贡献：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6.寒山诗：寒山诗凡三卷。唐代国清寺道翘编。集录寒山之诗颂三百余首，概为五言律诗。其诗清奇雅致，一洗六朝艳丽绮靡文风之流弊，而专注于心灵与智慧之活泼展现，风格独具。附录丰干诗、拾得诗，三诗合称三隐集。卷首有台州刺史闾丘胤序。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在主体文化规范中屡遭边缘化的寒山诗却因为东道国语言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而获得其持久青睐。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评论在日本纷纷问世，有关寒山的各种神话传说亦被改编成小说，寒山的形象也走入日本画史和神坛。事实上，自北宋传入后，寒山诗就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甚至精神史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寒山诗也因此在其文化语境里获得“经典”与“中心”的文学地位。这种文学地位的形成除了两国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亲近关系以及东道国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之外，便是因为寒山诗自身所表现出的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和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对于日本各界的超凡影响所致。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其次，寒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的优游态度与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期文学界所重的“不好人之交，不愁身之沉，而哀花开花散，思月出月没。常心澄，不入世浊，自显生灭之理，不尽名利之馀执”的“风雅”文学观不谋而合。寒山诗中的道家风骨和隐士情怀在平安中后期和镰仓时代社会空前动荡的世风下显然有相当的吸引力。再次，日本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也让日本人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的山林幽居和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心仪不已。寒山诗因其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赢得了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大众的持久喜爱。而20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的雅俗之隔逐渐消解，文学经典也迎来一个众声鼎沸、雅俗并存的时代。对于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使得寒山诗即使在现当代的日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并因此成为其文学典范。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地位于是得以牢固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