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的使用价值在于其载有的精神文化内容。所以，图书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产品，与一般物质产品有本质上的区别，对质量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图书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印制三项，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各项均合格的图书，其质量属合格；其中一项不合格的图书，其质量不合格。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出版社必须坚持选题论证制度。选题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图书质量，因此出版社需要召开选题论证会，对选题进行集体论证，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
出版社还必须坚持责任编辑制度和编辑持证上岗制度。责任编辑一般由初审或复审者担任，每种图书必须且只能有一名责任编辑。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必须在两年内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责任编辑注册手续并持有责任编辑证书。
校对是出版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出版社必须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出版社每出一种书，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二级校对及以上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为责任校对。一般图书的专业校对应不少于三个校次，付印样的通读应由责任编辑负责。
图书书名页是图书的构成部件之一，具有重要信息价值。出版社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执行。图书书名页包括主书名页和附书名页。主书名页又包括扉页和版本记录页，扉页须载有书名、作者名和出版者名；版本记录页须载有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版本记录。
出版社还须设立专门的图书质量评审部门或人员。评审部门应由具有出版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的编辑人员和技术编辑人员组成，定期对本社新出版图书的质量进行认真审读、评议。
图书是为适应社会的文化需要而生产的，因此，图书质量的好坏要通过社会的检验才能得到及时、准确的评估。社会监督机制通常包括各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出版行业协会监督、其他社会团体监督、读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
为使图书质量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国家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在图书质量检查中被认定为成绩突出的出版单位和个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扬或者奖励。对出版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由省级以上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可以根据情节并处3万元以上罚款。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一年内造成两种图书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造成图书不合格的直接责任者，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注销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时尚类月刊《流行都市》由甲出版社主办。2008年1月，从事广告经营业务的乙公司打算开拓利用时尚类期刊经营广告的新途径。经协商，乙公司与甲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甲出版社每年安排出版4期《流行都市》增刊，由乙公司提供稿件；甲出版社须对全部稿件进行审阅并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乙公司负责增刊的印制和出版社自办发行范围以外的发行事务，并承担所需的相应费用；乙公司付给甲出版社编录费和管理费，标准为每期4万元。
协议书签订后，乙公司招聘3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合作部，负责组织稿件并设计版面。2008年3月初，乙公司把图文已经组版的电子文件送交甲出版社。收到乙公司送交的电子文件后，《流行都市》编辑部的一名编辑抓紧时间进行审阅并作了必要的编辑加工，编辑部主任翻阅复核初审编辑的修改之处后即提交甲出版社总编辑签发，随后到本社出版科开具印刷委托书，交乙公司具体安排印制。2008年3月底，第1期增刊印制完毕。这些增刊除按协议约定交甲出版社一部分外，其余均由乙公司安排发行。
增刊在面封上以80级字印制当期主题“都市之春”，在其下方以40级字印刊名“流行都市”，用22级字标明“2008年增刊1”字样；登载的内容均为介绍大都市年轻白领各种生活爱好的文章和图片，并插入许多与主题相关的广告；为适应广告的登载，增刊的开本比正刊稍大，页面数也比正刊多。
但是，增刊出版不久，该省新闻出版局认定甲出版社与乙公司之间的“合作”属于买卖刊号行为，并对双方进行了行政处罚。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G文化公司从事书刊零售业务，持有相应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2003年，该公司为扩展业务范围而找F出版社合作出版两部图书，一部名为《练练你的胆量--恐怖大王讲故事》，一部名为《看地图长见识--中国边境地区民间传说集》，读者对象均为少年儿童。G文化公司提出的合作条件为：该公司提供两部图书的稿件，负责安排书稿的排版、印制和包销所印图书，所需的编辑费、管理费及印制费用也由其承担；F出版社负责书稿的编辑加工整理工作和办理委托印刷手续，并可按码洋的10%提取利润。因出书时间要求较紧，F出版社社长当即拍板与G文化公司签订了合作出版合同，并指定两名编辑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加工整理。加工完毕的稿件由专业技术职务均为副编审的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审核后，连同已经审定的整体设计方案、封面美术设计的电子文件以及委托印刷所必备的各种文件交给G文化公司，由其联系印刷厂印制成书后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