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后，儒家着重从富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法家则突出地强调富国。
孔子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之”（《论语·颜渊》）列为治国的三大纲领，处于核心地位的又是“民信之”。（其理由是，人总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足食”实际上是富民的同义语。孔子游历卫国，看到卫国在一度亡国后己从残破的局面中恢复过来，户口显著增多，就从“富之”、“教之”提出了进一步治理卫国的主张。
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也谈到过狭义的富国。孔子的学生有若曾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百姓的财富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百姓的贫富，最终决定着国库的状况。因此，儒家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薄税敛。他们认为，在民富未增的情况下，多征税以“足君”，增加国库收入，就是“聚敛”，就是暴政。（当今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GDP的增长，是不是孔子所说的聚敛？）
在战国七雄并立之世，富国强兵之道被强调到了极端。在富国、强兵二者中，法家又把强兵看作是主导的方面，强调国家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于强兵的需要。但是，法家也懂得，战争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是不行的，要保证当时那种巨大、频繁的战争，经济实力不足更不行。因此，他们也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和保证。
把富国理解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广义的富国。而法家主张富国是为了强兵，要求尽量把社会财力集中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因此，法家又不能不突出地强调狭义的富国。法家商君学派主张：富国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民财富，同时还必须把增加的财富尽量集中于国库之中。要求老百姓除留足口粮、种籽外，一切剩余上缴，“家不积粟”。老百姓没有剩余，自然也就谈不上富民了。法家学派还把赏赐作为驱使百姓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他们认为，若百姓富了，是不会为区区赏赐舍生忘死地进行战争，如果太贫也有可能铤而走险。他们既不愿民富又害怕民贫，两难之中提出了“治国之举，当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即通过鼓励贫者努力进行农业生产，使他们能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还有剩余，这就是“令贫者富”。百姓有了剩余后，国家尽量加以征收上藏，这就是“令富者贫”。这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起点。法家的富国思想在当时即遭到孟子的激烈抨击。孟子主张治国要使老百姓家给人足，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和“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他为富民规定的温饱标准，理想标准则是“使民有菽粟如水火”。
针对法家以武力实现“霸权”的作法，孟子主张行“仁政”吸引列国百姓归服，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他把推行法家富国政策的君主及其谋士诋为“暴君污吏”（《孟子·滕文公上》），反对以“充府库”为目标的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