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的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当，特别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身后必有行状，而史传、碑志大多是本着行状来撰写的。但是史传只记同王朝有关系的代表人物，碑志所述人物事迹之不见于史传记载者为数更多。又史传所记往往省略，而碑志所记则更加详实，有大量资料可以补充史载所缺。石经都是由政府建立的，其校勘之精审应远胜于古抄本。比如清初顾炎武、张尔岐就曾用《开成石经》来补明监本《仪礼》的阙文。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也利用了《开成石经》；毕沅的《道德经考异》则利用了唐代石刻本。今后对校经、子书时，这些石刻本仍可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