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是鲁迅奉献给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18年五月的《新青年》4卷5号上，它是现代中国小说伟大奠基工程的第一块基石，它在中国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交接点上，竖立起了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说它是彻底反封建主义的战斗檄文，这是与鲁迅关于《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评价是一致的，强调的是小说反封建主义的巨大启蒙意义和独特的艺术表现。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格式的特别”即艺术表现的独特。《狂人日记》的主体部分纯粹用现代白话写成；它结构新颖，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以十三则不著年月的日记，连缀一个迫害狂患者的一系列变态心理、幻觉和言行，成功地刻画了一个狂人形象；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以高远立意和精妙的构思，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有机融合，使狂人这个既有高度真实性品格，又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成为一个奇特的文学典型。一方面，作者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刻画了一个真实的狂人形象——他以病态的敏感感知人们要从肉体上吃他，以及由此而生的联想、幻觉与荒唐言行，都符合迫害狂患者的病理特征；另一方面，作者又以象征主义方法及双关、隐喻、暗示等手法，从整体上赋予狂人病态感知、联想、幻觉以及疯言疯语以鲜明的象征意义——狂人所感知的“吃人”幻想，实际上是封建专制及其礼教道德从肉体上摧残人，更从精神上奴役人，使人异化成“非人”的象征。而作者关于封建主义的“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结论，对“吃人”现象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怀疑与质问，对没有“吃人”的社会理想和“救救孩子”呼声等等思想、情感与愿望，都是通过狂人之口呼喊出来的，这显然又表明着小说的浪漫主义因素。
其次，“思想的深切”即历史内容的深厚。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表现为《狂人日记》对封建主义“吃人”的实质性内容的彻底揭露。小说将“吃人”与“仁义道德”并提，有其深刻的含义：“吃人”是指对人肉体的蚕食和精神的虐杀，体现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凶残；“仁义道德”则是对封建专制及其礼教道德的美化，体现着封建蒙昧主义的虚伪。而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交相使用，就构成了封建主义“吃人”的实质性内容。《狂人日记》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并非局部或枝节性的，而是具有总体的或根本的性质。
第二，《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主义“吃人”的特征。从纵向来看，“吃人”现象贯穿了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横向而言，这些社会中充斥着“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的惨剧，那些被“吃”者，诸如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被衙役占了妻子的、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人们，不也加入了要“吃”狂人的行列么？所谓“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揭示了封建主义“吃人”的多重性格或特点——或似狮子般凶残，或如狐狸般狡猾，或以“翻天妙手”制造舆论，或在“从来如此”的旗号下进行。然而，“吃人”者们总避免不了兔子般怯弱的实质。
第三，《狂人日记》预言了“真的人”的出现。从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揭露与否定中，升华起对新的理想社会的向往，是《狂人日记》的又一重要思想内涵。当狂人洞察一切后，就开始规劝、警告吃人者们不得继续“吃人”，预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对不吃人的人即“真的人”的社会的向往，当然是作者美好理想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