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生死问题，包括生、死、报三个方面。人生的价值是人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享受人生。完美人生是相对的，只能在不完美中实现。它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幸福与辛苦的统一、享受与忍受的统一。人生最重要的规律之一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为善不一定就有善报，但为恶则一定会有恶报。世有纯善，但功利之善则更为普遍，也更加重要。
“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这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一句台词。汉语译作“生存？还是死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莎翁写作此句，意在表明主人公处于生死抉择关键时刻的内心活动。我们则发现，生与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正欲复仇的王子在特殊情境下才会面对的特殊问题，而是世上所有人一生中都会时时面对的最具普遍性的人生课题。
出生是人生的起点，死亡是人生的终点，生存是两个端点之间生命的延续，是人生有意义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死就没有人生，从而没有人生哲学。因此，可以说，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
生死问题包含“生”与“死”两个方面。世人追求完美人生，就是追求“完美生存”与“完美死亡”此二者的衔接。用更抽象、更准确和更具普遍性的语言表达，就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这里所说的“过程”，是人的一生的全过程，由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分分秒秒所组成；这里所说的“结果”，是人走完生命历程后告别人世的那一时、那一刻、那一分、那一秒。只有此二者都完美的人，才能谈得到完美人生；否则，就有缺憾。这就像出门旅游一样，如果一路上玩得很开心，到了目的地却让人大失所望，或者，虽然目的地令人满意，而沿途一路上却身心受尽种种折磨，那么，这次“旅游”——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生旅程”——就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完美的。
这样，生死问题作为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包括了一系列相对较小的哲学论题。这些论题，姑且称之为“基本问题”，大体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生的方面：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信仰和理想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叫“幸福”？什么叫“辛苦”？“幸福”与“辛苦”的关系如何？什么叫“享受”？什么叫“忍受”？“享受”与“忍受”的关系如何？什么叫生存质量？如何提高生存质量？
其次，死的方面：什么叫“死而无憾”？什么叫“死得心安”、“死得心宁”？什么叫“有好死”、“有善终”？什么叫“瓜熟蒂落”、“寿终正寝”？什么叫自然“仙逝”？怎样修达此种境界？
其三，如将生死联系起来“算总账”，则要研究的问题是：种瓜能否得瓜？种豆能否得豆？善恶有报？抑或无报？如果有报，原因何在？保障机制是什么？如果无报，人又为什么要为善呢？有无“纯善”与“功利之善”的区分？此种区分的意义何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如何？道德自律的意义何在？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前面，我们讲到“完美人生”是“完美之生”与“完美之死”二者的统一。这就有可能使人想到中国古代“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著名诗句，以及毛泽东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二者都包含了生与死两个方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完美人生”的一种写照。此种精神，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崇仰的。但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则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特例，而不是泛例，更不是通例。
人生哲学的通则是，人来到世间，不是要受苦，而是要享福，即享受人生。为此目的，人必须要具有趋利避害和求生避死的本能。这是人性的生物学基础。人性的主导方面，是人的社会性。但生物学上动物的求生本能是人生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不然，生存不保，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又何从谈起呢？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具有理智和远见的高级动物。人能看到一般动物所看不到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有甚者，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人有可能做出“宁死不屈”的抉择。比如，解放前，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旦被捕，他（她）面对的选择就基本上是“生不如死”。如果他（她）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即使可能暂且活命，良心的谴责也会使其常有“生不如死”之感；如果终被组织发现并予以处决，则更是不如当初就做出“宁死不屈”的选择。显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远见的人，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都会向往“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和“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样的人生境界，并将其视为一种“完美人生”。
但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完美人生并非指此，恰恰相反，是以长寿、健康和自然死亡为基本要件的。要知道，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际和平、国内和平以及政治斗争的文明化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对全中国十几亿、全世界几十亿人来说，“完美人生”必有自己确定的通义和通则。此种通义和通则，将为每一个人提供人生必需的哲理和智慧，从而使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幸福、人生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