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双向改铸和融合的最高成就的是他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从深层的精神资源上看，《白玉苦瓜》对中西文学的改铸、融合，首先来自西方现代哲人的启迪。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态势，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涌进了他的诗歌美学世界。对于陷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物，余光中并没有采取讽刺和批判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更多传统的悲天悯人的仁者襟怀和温情。他的批判锋芒，更多地含蓄地指向了那使这些人陷于生存困境的环境。在展示人的生存困境时，诗人没有拘泥于对社会现实肤浅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生存俗相之下人物灵魂的真实动静。诗人更为看重的，是勇于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人。
生活的理想归宿也并不必然地指向西方现代主义者神往的彼岸世界，而是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中人类生命的自为和自救。这就使得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精英话语的改铸，有了令世俗生活美学化的思维革新指向，指向对诗歌情感与生活节奏同一性的原初本相的恢复。在台湾现代诗将创作和解读诗的活动日益变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陷入困境时，余光中的这种对传统文学功能观的认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白玉苦瓜》中，对传统的改铸和更新主要包含下面两层意思。首先，是将以往的传统投射到现在和未来的层面，使之具有一种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对中国传统的改铸，是针对现代哲学所启发的精神和方法所作的一种改铸。改铸的目的在于将传统体现为一种存活于当代生活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系统。其次，是在现代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学进行追问和批评。
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双向改铸，使他的《白玉苦瓜》诗集中的诗作既区别于那种株守传统的“孝子”文学，又超越了那种一味西化的“浪子”文学。它在使“古典”与“现代”接通之时，也使《白玉苦瓜》的题材和内涵获得了较大的扩展。一方面，古老的人和事，循着对接的渠道涌入了现代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也循着对接的渠道沾染上了古老的人和事的神秘色彩。这就使得在经过余光中双向改铸后展示的“虚构的世界“的后面，总是叠映着另一个奇异而又神秘的“虚构世界”。可以说，无论是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改铸，还是他对传统文学的现代化探索，都拓展了一种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台湾现代诗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丰富了台湾乃至中国现代诗现代化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