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般认为“寻根文学”形成于1985年。其实，早在1982年，在被称作朦胧诗人的杨炼的作品中，已经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和探求，如他的大型组诗《半坡》、《诺日朗》、《西藏》、《敦煌》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在散文、小说领域，1983年，贾平凹发表散文《商洲初录》，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阿城发表《棋王》，都已经显示出后来在“寻根文学”的宣言中所体现的主张。“寻根文学”的命名，是由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一起来完成的。1984年，《上海文学》杂志社和杭州《西湖》杂志社联合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与会的批评家和作家针对当时出现的这种写作方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初步提出了寻根文学的说法。会后，韩少功在《作家》1985年第6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该文通常被称作寻根文学的“宣言”。在文章中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认为作家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其他的作家也纷纷撰文，阐述对于“文化寻根”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文章有：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他们的具体观点略有差异，但都有一个根本点，就是要致力于对民族文化深层的开掘，认为挖掘出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才可能和世界文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