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产生，首先是适应于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大汉与盛唐由顶峰滑落之后，继之而来的是两个闻名的乱世。尤其唐代繁荣辉煌所伴随的腐败奢糜、人伦混乱、纲常松驰、道德式微，竟成为大唐崩塌的重要内因。理学，是儒家学者革除时弊、整顿人心，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举措。其次，理学是复兴儒学运动的延续。面对佛、道的弥漫和挑战。唐中叶，韩愈猛烈抨击佛教，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道世系，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启发后来儒者弘道传道、复兴儒学。李翱以“性善情恶”论为儒家性善论作出新论证，其“复性”的思维方式和把儒学当做“性命”之学的观点，以及融会儒佛的思路，启发了理学家。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构筑起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框架，实开理学端绪。宋明理学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儒学的复兴。魏晋玄学曾将三教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三教并行，又在独立发展、相互论争中交融。其间，儒学实际上处于劣势。理学则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道入儒，以期建立一个能融合“百家之学”的思想体系，来完善自我，取代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