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张心与理一，这在他并无不通之处。因为心作为认识主体，它的本来任务就是穷究和统管理，理之作用可以通过主体的概括发挥而表现出来，这是符合人们认识的一般规律的。但是，认识论之心理统一与本体论之心理统一显然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为前者可以有二有一，后者则只能一而不二。朱熹的观点实际上是“心具理”（认识论意义上）而非彻底的“心即理”（存在或本体论意义上），故在当时和以后遭到了陆九渊、王守仁的尖锐批评。
陆九渊虽倡心学，但他与朱熹的区别，在于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格局，即宇宙之理等于本心之理。陆九渊对理的问题的解决，不是从认识论出发，而是从存在的角度、即从本体论出发的。心和理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部保持着同一，这种同一性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干扰，永不变化。从而，陆九渊推出的“心即理”与朱熹的“心即理”也就有了根本性的差别。陆氏的“心即理”是谓心和理是同一的实体，称理或称心其实只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差别，“实不容有二”，故心与理才能“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