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传记不作无病呻吟之状，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文中始终贯注着自己对于传主的惺惺相惜之情。开篇伊始，作者就以与陶望龄共读徐渭诗集“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直至“童仆睡者皆惊起”的狂喜情态，鲜明地表示出他对徐渭诗歌的爱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而后或叙或议，又时时表露出他对徐渭才气性情的折服激赏。如言其为人，是“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异当世，无可意当者”；言其诗，是“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评论其书画，则是“笔意奔放”、“超逸有致”。在行文中，作者还每每情不自禁，平添感叹。如首段中“噫，是何相识之晚也”，既有一闻如故之感，又有相见恨晚之憾。在评论徐渭诗文成就时，说到徐渭因为不合时宜，爱发高论，故名气不得推广，继而发出“悲夫”之叹，为徐渭才华遭埋没而感悲哀和愤怒。在文末也以“悲夫”二字收束全文，体现了作者对徐渭才高命蹇的同情，以及对世俗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