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低增长、高风险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出现分化，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一些新兴经济体工业生产出现放缓势头，全球贸易弱势复苏的局面难以有较大改善，我国经济也必然受到较大冲击。
但是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主要在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按照经济学家的推测，经济增速“失守”8%，就业就会出问题，因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但从去年以来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是7.8%，却并没有出现类似2008年底和2009年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象。全年新增就业1266万人，创造了9年来的最高，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1%；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虽然是7.7%，也延续了总体稳定的就业形势，新增就业超过300万人，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的1/3。
事实表明，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前些年需要8%甚至10%的增长才能保就业，现在由于劳动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服务业比重上升、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等等，GDP增长能保持在7%就不会带来太大就业压力。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背离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就是“好的速度”。而近几年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产生很大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增长1个百分点，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12年则需6000多亿元，再要继续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显然不切实际。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出现“拐点”，以及结构调整提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等条件的变化，必然使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有所降低。
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平稳增长期过渡，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也是各个国家都必需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当前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速度观”，使经济增速符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符合环境的客观趋势、符合资源禀赋条件，在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内适度上下浮动，关键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利民生、护生态。
为此，既要做好“减法”，把资源能源消耗降下来，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降下来，把不可持续的GDP高速增长降下来；也要做好“加法”，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投资效益和企业利润率是否提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得到优化，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是否和经济增长同步，单位GDP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是否降低等方面上来，把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创造和利用转型升级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