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写的是一个1940年代的“上海小姐”王琦瑶1940－1980年代的生活经历，但王安忆要写的不是王琦瑶这个人，而是上海这座城市。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拍片的片厂，共同组成了上海灵魂的点滴，而王琦瑶则把这些点滴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她的一生的历史，成了上海这段历史的见证，而王琦瑶的性格，就是上海的性格。她周围的人们，也都象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某些特征。李主任是权力，程先生的摩登、优雅正是上海昔日东方大都市一点残辉，康明逊则代表了上海的小家子气，而王琦瑶的女儿则是上海新精神的折射，追逐潮流，却多少有些幼稚盲目。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要为上海留一个影，一个优雅精致、风华绝代而又感伤、挽不住时代的变化与更新的上海。
《长恨歌》出版后，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都认为王安忆以其华丽细腻精致的笔墨为上海的20世纪留下了传记，这种对于精致和优雅的向往，正是1990年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但近年来也有批评者开始质疑王安忆《长恨歌》以降的写作，认为是一种不冒险的和谐。这种观点认为，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时，小说家所进行的“形式革命”与“微观叙事”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冒险，而到了1990年代之后，当社会不公广泛地存在，却没有得到有力的揭露，此时的“形式革命”与“微观叙事”不是冒险，不是艺术创造，而是一种逃避。以繁复的笔墨，细致地描写一位上海小姐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典型的微观叙事，比起从前关于家国天下的宏观叙事，它令人感到亲切，但却也隐含着逃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