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观点，对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论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批判的科学总结，并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他还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了“古
今中外法”。他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还说明，所谓“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这话虽是针对党史研究说的，但也完全适合于一般文化研究。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古今中外”的辩证综合文化观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对于建立怎样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