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发展进程中欧洲中心论的步步失势和瓦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突破单一欧洲文化体系局限的重要性，在打通类型学相似的前提下强调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这是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新特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这种“异质性的失落”的危机在中国的东西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中大致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一度颇为流行的被称为“X＋Y式”的东西方文学的浅度比附，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牵强生硬地套用来阐发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摸式，针对广义上同属单一文明范畴之内的西方文学时有很实际的应用性，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而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重心已由相似性转移到了差异性之上。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叶维廉提出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思维、语言和文学模子，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之而起的文学模子的歧异，我们必须先予正视，始可达成适当的了解，在进行跨文明研究时，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偏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