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叟的文学观集中在他的小说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
首先，他使得叙事性文学的结构和框架得以改变。西方传统的叙事文学，是以“整齐、严谨、秩序和规模”为其主要特征的，这主要源于亚里士多德对诗的定义、托马斯•阿奎纳的美的三要素理论以及但丁的美在秩序说等等在西方源远流长的美学思想。但是随着11世纪前后阿拉伯和东方文化向欧洲的流传，像印度的《五卷书》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这些著作所具有的随意、散漫、不求比例、协调以及对称的叙事特征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这一部英国小说因为结构的相对自由和松散涉及了较其他作品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层面，在结构上也显得更加的纵横捭阖。
其次，乔叟在自己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新的叙事者、作品主人公和作者的关系。在但丁的《神曲》中，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作品的多重含义是通向一个一致的地方的。但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却不一样，因为叙述者不能代表主人公，也不能代表作者的立场，三者之间没有一个可以依附的权威，也就不会在主旨上通向一个一致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在《神曲》那里，但丁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终极的神学和信仰意义上的天堂的话，那么，乔叟所信仰的终极则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身，这一点决定了乔叟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思想上比较完全地脱离了神学的束缚，理性在相当的程度上获得了胜利。
再次，乔叟使得英语俗语成为了最终的英语诗歌语言。和但丁为俗语所规定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以及法庭的”这四个要素出于同样的考虑，乔叟认为英语要成为诗歌的语言也必须有提炼，有融合，还要有交流，而不是将简单的民间语言移入诗歌。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语言，就是这样的经过了对民间语言的提炼和融合，能够在文学当中达到与接受者的很好的交流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