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仅表现在家庭、政治、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在“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人性面前，仁义道德教化都是不起作用的，只有用法令来进行惩罚和奖励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应该实行“法治”。
2、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除了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证德教的不可取和“法治”的有效性以外，还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叙述和古今社会的对比，论证了实行“法治”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比如，商鞅把人类社会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
他说：“上世”是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既喜欢自己的亲人但又贪图私利，因此可以用“亲亲”这种方法来统治；到“中世”出现了抢夺和争执，人们尊重贤人、喜好仁慈，因此只能用“仁义”这种方法来统治；而“下世”有了私有制、君主和刑法，人们尊重的是官吏和贵人，因此“亲亲”和“仁义”就都行不通了；而“今世”的特征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而且民众又很奸诈，因此就更不能用“亲亲”和“仁义”这些旧的方法来进行统治了，必须要根据新的情况调整统治方法，实行“法治”。